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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囤“新王宮”遺址的性質及其空間格局
發布人:  2024-04-02

“新王宮”是海龍囤內最大的建筑群,有閉合垣墻環繞,面積達1.8萬平方米,內有建筑30組(F1~F30)。建筑整體坐西南向東北,有清晰的中軸線,并大致形成“三進三路”的格局,自前而后逐級向上抬升,規模宏大,布局嚴整(圖一)。文獻中又稱其為“衙”“衙院”“衙宇”“衙舍”等,知其應為楊氏土司的衙署遺址。雖無具體文獻記載,但結合明代典章制度以及現存土司衙署的一般格局,可以推定“新王宮”大致存在治事之所、宴息娛樂之所、禮儀宣教之所等不同功能空間。土司衙署的格局,受到堪輿之術、典章制度、禮儀規范以及個人喜好等因素的影響。

一、治事之所

治事之所,分布于中軸線及其近旁,包括土司治事之所與吏攢辦事之所等。這里是土司通過司法、禮儀、機制、策略與傳統等進行權力運作的空間,彰顯了嚴密的空間秩序與政治禮儀,某種意義上是土司統治合法性的政治表達,其整體格局與同一時期的府縣衙署和土司衙署并無明顯區別。房屋的規制,明代典章制度有明確規定?!睹鲿?middot;房屋器用等第》記載:

凡房屋,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官員蓋造房屋,并不許歇山轉角、重檐重栱、繪畫藻井,其樓房不系重檐之列,聽從自便。

公侯,前廳七間或五間,兩廈九架,造中堂七間九架,后堂七間七架,門屋三間五架,門用金漆及獸面擺錫環,家廟三間五架。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栱、檐桷用彩色繪飾,窗、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飾。其余廊廡、庫廚、從屋等房,從宜蓋造,俱不得過五間七架。

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斗栱、檐桷用青碧繪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擺錫環。

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檐桷用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擺錫環。

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

一品官房舍,除正廳外,其余房舍許從宜蓋造,比正屋制度,務要減小,不許太過,其門窗、戶牖并不許用朱紅油漆。

庶民所居房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栱及彩色妝飾。[1]

 

 

圖一 海龍囤“新王宮”遺址平面圖

 

上文對廳堂與正門的開間、進深及其屋面裝飾,以及梁、棟、門、檐角的裝飾做了細致的規定,依官階依次遞減,秩序井然。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屬從三品,按制,其廳堂五間七架,屋脊可用瓦獸,梁棟等裝飾色為青碧色,正門三間三架,錫環與黑油裝飾。“新王宮”大堂(F22)、二堂(F7)均五間七架。大門(F28)、儀門(F25)均三間三架,但儀門左右另設耳門,前有廊。整體而言,建筑規制與主人身份相符,并未僭越。

參照明清土司衙署與府縣衙署,居中的大堂(F22)為土司治事之所,是衙署的中心所在。其前兩廂(F23、F24)各三間,為六房,系吏攢辦事之所。據河南內鄉縣衙,當按“左文右武”排列,即左為吏、戶、禮,右為兵、刑、工。土司治下類似的設置,見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的記載:成化十四年(1478),“楊愛因見各里土民不諳書辦,不合違例,將市民姚鑒僉充本司兵房典吏,王裕僉充本司刑房典吏,何文僉充本司戶房典吏,楊侖僉充本司禮房令史”[2]?!厄婒T將軍示諭龍巖囤嚴禁碑》也提到囤上常設有“書吏”,亦當在此辦公。刑事審理,是衙署空間最常見、最頻繁的政治實踐運作,土司衙署亦然。云南南甸宣撫司衙署的公堂(大堂)即是土司升堂辦案處。前書有記成化十二年(1476),“楊輝令人叫韓瑄到司,唱令失記名皂隸,將韓瑄責打六十大棍才扶回家”,使其因傷而死。這類活動,應在播州城內的宣慰司司治的中庭(忠孝堂)進行的,“新王宮”內大堂(F22)就是海龍囤上的“忠孝堂”。相應的,土司衙署內應有監獄的設置,嘉靖《思南府志》所載的水德江長官司、蠻夷長官司、沿河祐溪長官司、朗溪蠻夷長官司等四座明代土司衙署,規模雖小,但均建有監房,且皆置于右側。俗謂“東掌生,西掌死”。“新王宮”內有“水牢”的地名,雖發掘揭示其并非監房而系一條地下通道(L2),但暗示“新王宮”內應有監房的設置。參之前述四長官司署,“新王宮”內監房亦應在右路,則偏處右路前端且相對獨立的F13、F14為監房的可能性最大。

二堂(F7)處于中軸線末端,五間七架。因明間有后期供佛用須彌座石臺,民間俗稱“龍位坪”。其前兩廂僅面闊一間,當為連通大堂與二堂的穿堂,從天井左右兩側廊道盡頭未見石質踏步看,當有木質樓梯設于兩廂內,上抵F7內。廣西忻城莫土司衙署的二堂是土司內部議事之所,土司于此處理日常事務。而內鄉縣衙的二堂,則是知縣預審案件及大堂審案時退思、小憩之所。“新王宮”二堂功能應與之相當,乃土司處理內務及休憩之地。

土司楊應龍手書的《驃騎將軍示諭龍巖囤嚴禁碑》顯示,土司不在囤時,由“總管”總理囤上事務,并設“總管廳”,負責“上名、應役”及收繳與發放出入各關的憑證“水帖”。中路既為土司治事之所,則大堂左側的F19即可能為“總管廳”。F19為一組合院式建筑,由正房、倒座、天井與回廊組成,是通往左路建筑群的中樞,且做工考究,以經打磨的方磚墁地,下鋪河沙。前述明代四長官司署中“吏目廳”“幕廳”等輔佐土司工作的吏目治事之所即均設在大堂之左,內鄉縣衙亦以左為尊。

大堂(F22)右側的F10,是一組合院式建筑,由兩院、正房、倒座和回廊組成,正房有精美石窗裝飾,倒座前回廊立有石望柱。正房墻體厚實,僅于左前設單門出入。其內出土骨質戥子、有清晰人工切割痕的鹿角等遺物。

據此推測F10可能為土司儲存財物的府庫類建筑?!镀讲ト珪?middot;破囤塘報》記:六月初六日,明軍破囤而入,“隨將應龍衙舍府庫,合兵圍之”[3]。將衙舍與府庫并提,府庫應在衙署內。有趣的是,F10正房后期曾屢遭盜擾,遺留較多坑穴,地面鋪磚均已無存,部分石礎與地栿下陷移位。這一情況并不見于其他建筑,或即因其內儲有財物故。

大門右前的F29是一組相對獨立的合院式建筑,由倒座、兩廂和天井組成,偏處“新王宮”垣墻之外、主道近旁。內出石鍋圈等遺物。房址所在地,民間俗稱“下馬磴”,意指人員在此停歇、下馬。該俗名與房址位置暗含迎賓、看守之意。畢節大屯土司莊園于其右路前端設有客房,云南武定慕連土司署亦在右路前端設客房,明代府廨的客舍(寅賓館)亦多置于右前[4]?;诖?,F29較可能即客舍。另據《驃騎將軍示諭龍巖囤嚴禁碑》,“新王宮”還專設“守衙小童”與“打掃戶”,負責衙署看護與衛生,這些人員可能即住在衙署之外的客舍中,實現對衙署“守”與“掃”的日常維護。

據《驃騎將軍示諭龍巖囤嚴禁碑》,囤上另設有總領、把總、提調、總旗、小旗、軍士、苗軍、駐囤醫生、匠作、住持人等??傤I大約亦在大堂前六房辦事,把總、提調、總旗、軍士、苗軍等,應駐守于各關隘,如龍鳳關設有把總,萬安關設提調。匠作負責施工,駐囤醫生或主要負責施工人員傷情處理,住持人則居其所主持的廟宇內。“新王宮”后端沿垣墻分布的F5、F6、F15與F16,因地處后關入囤之要沖,具有明顯的防御性,亦當有軍士、苗軍把守。

 

二、宴息娛樂之所

宴息娛樂之所,指土司及其家人與吏目在衙署內的居住、宴飲與娛樂的場所。

一般而言,無論府縣衙署還是土司衙署,知府、知縣與土司宅多位于中軸線后端,少量居于一側,如甘肅魯土司衙署中土司宅居左路,朗溪蠻夷長官司署中正長官田氏宅亦在左路。

《平播全書·敘功疏》記載:六月初六日,明軍破囤前夕,楊應龍“入臥房將門釘閉,舉火燒房,同愛妾周氏、何氏自縊死”,吳廣等“至后房,破門尋見酋尸,急出諸烈焰中。須臾,火燒樓房一空”[5]。應龍自縊的“臥房”即后來尋見尸首的“后房”,可見土司臥房居于后端。按衙署前衙后邸的一般布局,審以“新王宮”建筑格局,在中軸線近旁又居其后的,唯有F8一組建筑。這是一組合院式建筑,由三開的正房、兩廂、天井與前廊組成,右前有木棧道跨G2與二堂(F7)相接,反映其關聯性。F8臺基較F7高出約0.3米。當土司于二堂處理完公務后,可便利退居F8內休憩。因此,F8當即前述“后房”與“臥房”,為土司內宅,是其與妻妾的居所。天井內出土石硯臺、青銅象棋子(仕)等遺物,表明F8除臥房外,可能還兼有“書房”的功用,即《嚴禁碑》所謂“但恐親臨本囤,跟隨一應人役,書房聽點題單,預發龍鳳關,查點進出”者。F8內有磚砌灶臺1個(Z1),疊于F8正房的地栿石上,靠壓的正房檐墻雜亂無序,當為后期遺存。

前述永登魯土司署、朗溪蠻夷長官司署中,土司宅均居左路,結合內鄉縣衙除中軸線外“以左為尊”的特點,有理由認為“新王宮”左路的姚家凼一帶(F2~F4、F30)應即土司家人的居所。據《平播全書·獻俘疏》,應龍有四妻(正妻張氏早年為應龍所殺,次為田氏,再為與其自縊于臥房的何、周二氏)八子(次子可棟早年死于重慶)二孫三女[6]。妻妾與土司共居內宅(F8),其余家人可能即住上述四房內。甚至“姚家凼”一名或系“楊家凼”之訛,意為楊家所住之地。

思南明代四長官司署中,均考慮了“吏舍”,左右不拘。結合“新王宮”格局,六房臺基下的東西配房(F26、F27)可能即“吏目”住所。配房呈曲尺形,環六房(F23、F24)與儀門(F25)而建,以其臺基為配房后墻,墻上留孔,橫梁插于其內。配房于儀門臺階下設對稱入口,并各置一磚砌灶臺(Z5、Z6),顯系生活區。于六房辦公的吏目,出儀門即可進入此間,往返便利。

右路中央的F11,系一組縱橫交錯的“L”形建筑,當地民間俗謂“上馬磴”??v向者四開,左右二列并置;右列稍窄,后端設水池(C11),水源以暗溝引自C1內;左列七架,自北而南第二間內有磚砌灶臺(Z3),表明其系生活區。橫向者三開,右設門房以通L4(上達右路建筑后端)。結合“上馬磴”的俗稱,此或系馬廄及用人居所,縱向者為居所,橫向者為馬廄。

左路最西側的F9,該側五間三架,緊鄰水池(C10)。已發掘的東稍間設灶臺(Z2)及方形石水槽。內出瓷片萬余片,分屬近500件器物個體,其中可復原者達143件,且不乏官樣瓷器。另有鐵鍋等遺物。所有證據均指向,這是一組廚房。官樣瓷器的發現,進一步表明使用者身份不凡。該廚房可能與家廟相關,亦可能與土司宴飲相關。F9東側緊鄰F20,為四間三架長房,前設石鋪道路(L11),右連F19左通F9。因鄰廚房(F9),F20的功能或同于忻城莫土司衙署大堂右側的東花廳,為接待外來官員與賓客的宴會廳。

右路后端有C1、F1與F12,前有L4與之連通。F1五間三架,與二堂(F7)并列,東設門房與L4通,東梢間內橫置巨石一方。1999年試掘時,曾于此獲圍棋子數枚。F1北接C1,池底墁石,后置加工規整的巨石為影壁,做工考究。水尤清冽,至今不涸,又以暗溝引往C11內飲用。池西與二堂(F7)之間形成小型庭院(設門出入),院與池相接一側壘有磚墻,墻頭拐角處以合角吻裝飾。池東的F12建于基巖之上,三間三架,但開間狹小,當系亭榭建筑。結合景觀與所出遺物,這里當系一處宴游之地,扮演著后花園的角色。F1臺基較F7低約0.15米,可惜據目前所遺殘痕無法判斷F1與二堂(F7)之間是否有路相通,從二堂(F7)可與左側臥房(F8)相通看,亦應有路通向與F8大致呈對稱分布的F1(并C1)。如此,土司公務之余便可退居其間宴飲游樂,亦可為其在緊急情況下從二堂逃逸提供方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左路后端的F18,這是一組四合院式建筑,由五間七架的正房與倒座(亦不排除中央三間打通呈明五暗三格局的可能)、三間三架的左右兩廂、中央天井及其四周廊道組成。與衙署內其余建筑天井下沉為池狀不同,F18中央天井向上凸起,臺面高出周圍建筑的室內地面15~25厘米,四周設排水溝。特殊的結構表明天井可能有著特殊的用途,或系一處儀式展演與戲曲表演的舞臺,向上凸起的天井便于觀者環坐四周觀瞻。

播州境內,戲臺與戲曲表演的場景最早見于趙家壩楊氏第20世土司楊元鼎(?~1371)夫婦合葬墓的石刻中,因葬于明初故仍保留元代墓葬的特點。該墓男女兩室的左右龕內,左雕樂舞,右為奉食,男墓均男子,女墓均女子。人物皆處在形如戲臺的建筑(即勾欄)下,作面向后龕的墓主人像徐徐行進狀。男墓左龕九男子,所奏樂器可辨者有琵琶、拍板、橫笛和胡琴等。女墓八女子,奏琵琶、橫笛和笙等;前導一人手持曲首杖,上有羽狀裝飾,或即《宋史·樂志》所謂“執麾人”[7]。另據《勘處播州事情疏》記載:明成化年間,陜西樂戶劉壽、劉鑒、郭福亮、張順等“因本處艱難”,逃來播州“趁食住過”。而后,楊友誣宣慰使楊愛“使抄捉良民龐兆期女勝真、福真等一百余名充女樂,令樂戶劉壽教習雜劇”,后經查明楊愛令劉壽“教習雜劇是實,并無抄札良民婦女充女樂”事。因誣告事宜,成化二十二年(1486)“有參政謝士元、都指揮楊綱、副使翟庭蕙前來體勘”,七月初九日三人“同到楊愛家看祖訓碑。楊愛安排筵席相待,令人喚樂戶劉鑒、郭福亮,又各不合依聽到伊家彈唱”[8]。楊愛家即播州城內宣慰使司衙署,所記并未說明彈唱是否在戲臺進行,但反映了雜劇表演之風在播州流行的盛況。歷代土司受其浸染,當以之為樂事。這一風氣可能影響到海龍囤上衙署的布局。

而在土司轄境的特定空間進行儀式的展演以達教化之功,播州城有農歷七月十二的“迎賽壁山土主”儀式,文廟前大街似是展演的主要場所,每年依例進行?;顒又?,播州軍民“裝扮義夫節婦過”,既喧囂又嚴肅。前述來播體勘的三位明政府官員因在文廟儀門下坐看,又欲飲酒,“殊失表率之道”而受責罰[9]。這實際上是一場祭祀壁山神趙延之的活動,除求得“雨旸應禱”的心理慰藉外,還是一個宣揚教化的重要場域。以戲臺為載體,通過儀式的展演和戲曲的表演,既可娛神又可娛人。云南南甸宣撫司署的左路建筑中即有戲樓的設置。清容美土司境內司治及各行署多設戲臺,土司田九峰還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延請戲曲作家顧彩客居土轄境。如其宣慰司治衙署大堂之后的樓中設戲廳,行署平山爵府的關公廟前亦設戲樓,關公誕辰日(農歷五月十三日)還“演戲于細柳城之廟樓”,并大會賓客,又“具朝服設祭”,鄉民有百里來會者[10]。在關公廟前設戲樓,以及細柳城廟樓的戲劇表演,人神皆娛。衙署內設戲臺,既是土司個性的表達,又是娛樂與教化的需要。

鑒于“新王宮”內F18天井高聳的特殊結構,加以處在家廟(F17)近旁的特殊空間,參之前例并結合播州戲曲之風頗盛的歷史背景,其為戲樓的可能性較大。惜乎未進行全面揭示而取得更多的證據,故以上推測是否正確,尚留待未來的田野工作予以檢視。

 

三、禮儀宣教之所:兼說楊氏家廟

前述戲臺已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但表現得更為突出的當屬家廟。祠堂祭祀本身就是封建禮法的一部分,朱熹(1130~1200)在《家禮》的開篇便講祠堂,并規定“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方向的取定,“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后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后皆效此”,即不論向背,一律視為坐北朝南。“祠堂之制,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于其東??澮灾茉?,別為外門,常加扃閉”。又規定,“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11]。于播州楊氏而言,繼承土司職位的嫡長子便是“宗子”,族人須接受其治理,并由其主持祖先祭祀的儀式。家廟與祠堂性質相同,但也有所區別。據《明會典》,品官稱“家廟”,庶民為“祠堂”,且因“國朝品官廟制未定,于是權仿朱子祠堂之制”[12]。因此朱子《家禮》于明一代有廣泛影響,于播州楊氏亦然。其“土司”諸墓中,由宋至明,墓志銘從置于墓中到置于墓外的變化,即是受《家禮》將志石“埋之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為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為掩之也”[13]等要求影響的結果。

播州楊氏家廟的營建,始于第13世楊粲主播時。據元人程鉅夫(1249~1318)撰于大德七年(1303)的《忠烈廟碑》記載:“嘉定六年(1213),高祖忠烈公(按即楊粲)始考典禮,建家廟,以祀五世。奉太師公(按即楊端)為始祖,百世不遷,余則有夾室以奉祧主”。至“咸淳四年(1268),考惠敏公(按即楊邦憲)又請于朝,錫今廟號(按即忠烈廟),刻家訓(按即宋濂《楊氏家傳》所記‘家訓十條’)于石榜,崇孝于樓”。楊粲不僅建了家廟,還開啟了對華夏禮儀的全面吸納,出土的《楊粲墓志銘》即記其“講諸侯五月而葬之禮,棺槨制度,煥然鼎新”[14]。而尊楊端為始祖反映了楊粲“改制”應還包括對其祖源記憶的重構,楊氏從此由本土土著轉變為“太原詩禮舊家”[15]。楊氏的家譜,此時可能已經出現。至元二十八年(1291)楊文妻田氏墓志銘中有“穹爵修門,見之家譜”句,是宋元之際家譜已在黔北流行的信號[16]。楊氏超越空間(從太原到播州)的祖源構建,是華夏“英雄徙邊記”的另一案例[17],通過尋得或假借一個華夏祖先傳說而實現華夏化,是華夏邊緣人群的一種普遍策略[18]。這一策略,使得楊氏成為異于周邊“夷陬”的華夏“詩禮舊家”,故而拒絕與水西安氏土司(彝族)通婚。楊粲的舉措,對播州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紛紛宣稱其華夏身份。如宣慰使同知羅氏亦稱其先為太原人,且先楊氏而入播;令狐、成、趙、謝等八姓則系太原人楊端的同鄉;播州長官司王氏亦從太原入播;真州長官鄭氏則為唐宰相鄭畋之后云云[19]。足見華夏邊緣人群對其所宣稱的華夏祖源的倚重,家族血緣記憶終助其在蠻夷之地構建起復雜的社會網絡,從而強化了其統治力量與統治的合法性。

據《楊文神道碑》,楊文主播時,為先父楊價請命于朝,宋廷“賜廟忠顯”。是價先受賜(楊文于1265年辭世),而粲后賜(1268)?!稐铉H墓志銘》稱其祖“有封公、封侯伯者,有賜廟、賜食封者”,將“賜廟”與封公侯并置,可見所謂“賜廟忠烈”或“賜廟忠顯”與楊文自己“謚崇德”一樣,乃朝廷于其死后所賜美名,而非專為其另建祖廟?!吨伊覐R碑》即徑稱“錫今廟號”(忠烈),明確其系“廟號”,與“謚號”相類?!稐铘幽怪俱憽贩Q粲“建家廟,以祀五世”,而端為始祖“百世不遷,余則有夾室以奉祧主”,則“五世”當為始祖、高祖、曾祖、祖、父,各置其神主(牌位)或遺像于家廟中。

楊粲興建家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宗法之制,雖在商周即已流行,但隨科舉制的推行,于唐代出現衰落的跡象。宋初,官員并無家廟,四時祭祀只在住宅內舉行。12世紀初,宋徽宗“徇流俗之情”,允許節度使以上官僚祭五世祖先,文武升朝官祭三世,其余小官和士庶人許祭二世,廟址設在私宅內的左面,或住宅外側。家廟于是開始流行。理學家程頤(1033~1107)并不夠祭五世祖的條件,卻私自實行,民間僭越之舉亦很普遍[20]。13世紀初主播的楊粲生前官至忠州防御使,按制亦不能祀五世,卻在當時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建家廟而祀五世。

楊粲創建的楊氏家廟,應設于播州城內衙署的左路。前揭《忠烈廟碑》記楊邦憲(1242~1285)請命于朝,“錫今廟號,刻家訓于石榜,崇孝于樓”,所謂“家訓”應即宋濂《楊氏家傳》所記“家訓十條”,為“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據此可知,石碑立于家廟內?!犊碧幉ブ菔虑槭琛酚洺苫辏?486)七月初九日,四川都布按三司官員“翟庭蕙與楊綱、謝士元同到楊愛家看祖訓碑”。結合同書所記,可知所謂“楊愛家”即播州宣慰使司衙署。據此,楊氏家廟設于衙署之內。又《楊鏗墓志銘》記:鏗主播時,“冠、婚、喪、祭,一遵古典。大修祖廟,増祭器□□□□傳,置杠梁,及所居第宅左旁,緝而一新之瑎庭”??芍覐R(祖廟)位于“所居第宅左旁”,即衙署左路。銘文稱“大修祖廟”而非“新建”,是大修乃于已有家廟的基礎上進行,并增設了祭器。其家廟的大致格局,據《勘處播州事情疏》記載:明政府官員在“楊愛住宅內看得”,“中庭扁作忠孝堂”,“其祖先堂承恩堂并小廳左右角門,有飛檐轉角”[21]。此“祖先堂”即楊氏家廟,名曰“承恩堂”,而“楊愛住宅內”的“忠孝堂”為衙署正堂。該記載進一步表明楊氏家廟設于衙署之內,且其格局應是承恩堂居中,左右有小廳,設角門,屋面結構為“飛檐轉角”。綜上,自楊粲首創至楊鏗大修,楊氏家廟俱在衙署之左,合于宋廷的規定,亦與朱子《家禮》的要求一致(立祠堂于正寢之左)。

回到“新王宮”,這所由楊應龍所創建的“以為子孫萬代之基,保固之根本”的土司衙署,在布局上多取法于其播州城內宣慰司司治,亦可能在衙內設家廟,并置于正寢之左。“新王宮”內符合這一條件的有F9、F17與F18三座房址,且三房在空間與朝向上自成一體??臻g上,居于左路建筑后端的高臺上;朝向上,為54°,與中軸線建筑形成夾角(38°),這樣的處理當系有意為之。彼此間的疊壓或靠壓關系顯示,三座房址形成的整體建筑,相對關系上略早于其他建筑。此與朱子“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的要求契合。拆分來看,前文已推測F9為廚房,F18為戲樓,那么最可能為家廟的便只有F17了。F17建于獨立的高臺之上,自前而后形成五級平臺,當地稱“三臺星”,不像民間隨口而呼,可能為故老相傳并潛在一些重要信息。三臺星,是中國古代的星辰司命信仰之一,與道教關系密切,并將之升格為星君,“上臺虛精開德星君,中臺六淳司空星君,下臺曲生司祿星君”[22]。各星司職,據《晉書·天文志》:“三臺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臺,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臺,為司命,主壽。次二星為中臺,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臺,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臺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23]說法不一,但中臺“主宗室”,“三臺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等認識,使家廟與三臺星之間產生了可能的關聯,不過仍需更多證據支持。播州楊氏對占星術的重視,已有先例。據《勘處播州事情疏》記載:明成化間,江西人曾循道入播,只因“訪得曾循道能觀天象,暗曉兵機,迎請到州,拜作軍師,日看兵書,夜觀星斗”[24]。“三臺星”(F17)建于五級平臺之上,前臺高峻,道自左右兩側對稱而入,徑至第二級平臺,右路(L3)在入口之外另設門道。其左右兩側起砌山墻,石腳呈梟混線,頗考究。中央設踏步,拾級而上。從殘存的跡象看,末端正房三開(第五級平臺),前設月臺(第四級平臺);臺下為兩廂(第三級平臺);再前為倒座(第二級平臺),第一級平臺應為庭院。這一格局,與《家禮》祠堂“三間”,“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的要求大致吻合。亦與播州宣慰司衙署內家廟“承恩堂”居中,左右設小廳的布局相似。又“神廚于其東”,因坐北向南,東即左,確定為廚房的F9恰在F17之東(左),應非巧合,而表明F9可能亦作神廚之用。居其左側的F18,若確為戲樓,則宛若前述容美土司于關公廟旁建戲樓或關公誕辰于廟樓演戲一樣,既可娛神又可娛人。如此,這三組朝向一致而且先建的房址(F9、F17、F18)各自獨立,又彼此關聯,也增添了F17為家廟的可能性。

土司于衙署內建家廟的現象較為普遍,如永登魯土司祖先堂設于衙署中軸線后端,忻城莫土司祠堂設于右路,大屯土司莊園余氏宗祠設于左路,武定慕連土司祖宗堂在中軸線末端,其前為左右兩廂,分別為用人房與祭祀用廚房。而這種現象則斷不可出現于府州縣等流官衙署中,在于流官有任期而土司世守其土。文獻記載顯示其家即其衙,家衙一體,這也構成了土司衙署的一個鮮明特點。

如果說中軸線上的治事之所是土司政治權威的表達,那么凸顯宗法意識的家廟則是土司合法性的血緣依據。按制,土司襲替朝廷有明確的規定,如擬襲者需提供“宗支圖本”,有“官吏人等結狀”,經官員“體勘”后方能上報,同時“土官冊報應襲法”即預定承襲人[25]?!犊碧幉ブ菔虑槭琛酚涊d了一個職銜較低的長官司長官襲替的案例:“成化三年(1467)八月內,本司長官何庸病故戶絕,有伊族侄何熙慶不合捏稱系何庸嫡長男,告襲前職。楊輝不合準信,拘集親族里老審取結狀,備申四川都布按三司覆勘,具奏準令,冒襲前職。”[26]冒充亡故長官的嫡長子,相當于提供“宗支圖本”與土官應襲法;而襲職須有“結狀”,其上司宣慰使楊愛通過“拘集親族里老審取結狀”得以實現;而后報“四川都布按三司覆勘”,并獲通過。楊氏有“宗支圖本”,自楊粲開始重塑祖源記憶,至明初宋濂撰《楊氏家傳》,為其提供了清晰的宗支敘事。同時“楊氏家法,立嗣以嫡”[27],即其“應襲法”。該“家法”至遲在楊文主播時即已訂立,《楊文神道碑》記“君領郡,式遵家法”。繼承土司職位的嫡長子遂成朱子《家禮》所規定的世守祠堂的“宗子”,負責主持家廟內祖先的祭祀。在此意義上,家廟是土司承襲合法性的血緣證據,因此在土司衙署中得以彰顯。

土司通過始祖追認與祖先祭祀強化其內部認同,通過中央政權所賦予的職銜強化其政治權威,表現在衙署的格局上就是對兩種禮儀性建筑的彰顯:一是中軸線上的政治性禮儀建筑,與朝廷的要求保持一致,反映了土司的國家認同;二是宗族性禮儀建筑,將家廟置于衙署十分顯著的位置上,強化宗法意識而實現家衙一體的衙署布局。兩組建筑,遂成土司合法性的政治與血緣表達。由此,便可理解為何土司普遍將家廟建于衙署之內,而“新王宮”內F17應即楊氏家廟。

 

四、結語

結合建筑格局、其他衙署資料與文獻記載,可知“新王宮”為明代海龍囤的內城,其性質為土司衙署?,F存主體建筑由楊氏第30世土司楊應龍創建于明萬歷時期,最終毀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戰火。明代建筑在營建順序上存在先左后右、自后而前的趨勢,但“新王宮”系整體規劃、一次建成的。從地形推斷,“新王宮”可能也是南宋“龍巖新城”的衙署所在地,但目前發現的零星南宋遺存尚不足以對此做出肯定回答。明代衙署毀棄后,海潮寺僧眾成為“新王宮”的主人,也留下了不少遺跡、遺物,但已與土司無涉。“新王宮”明代土司衙署整體格局呈三進三路,有治事之所、宴息娛樂之所與儀禮宣教之所。自前而后中路依次為大門(F28)、儀門(F25)、六房(F23、F24)、大堂(F22)、兩廂(穿堂)、二堂(F7)與土司臥房(F8);左路為吏舍(F26)、土司家眷居所(F2~F4、F30)、總管廳(F19)、宴會廳(F20)、神廚(F9)、戲樓(F18)與家廟(F17);右路為客舍(F29)、吏舍(F27)、監房(F13、F14)、府庫(F10)、馬廄與用人房(F11)以及宴游之所(F1、F12與C1)。呈現前衙后邸、左尊右卑的布局特點。值得注意的是,糧食作物在各房址的普遍出土,反映在播州之役爆發的特殊情況下,多數房址可能曾被挪作糧倉之用,以保障供給;同時隨囤上駐扎人員的激增,原先規劃的建筑功用可能被臨時調整而辟作他用。

 

注釋:

[1](明)申時行重修,(民國)王云五總編纂:《明會典》卷六二《禮部二十·房屋器用等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579、1580頁。

[2](明)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叢書集成初編·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及其他二種)》,中華書局,1985年,第22頁。

[3](明)李化龍:《平播全書》卷七《破囤塘報》,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257頁。類似記載亦見于(明)棲真齋名衢逸狂演義:《征播奏捷傳》第四十二回:楊應龍見大勢已去,“乃令軍士開各庫藏,取出金銀珍寶,羅緞細帛等物,分散眾將”,遵義縣文化體育局、遵義縣文物管理所點校本,2004年,第186頁。

[4]王貴祥等著:《中國古代建筑基址規模研究》,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8年,第107~109頁。

[5](明)李化龍:《平播全書》卷五《敘功疏》,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50頁。

[6](明)李化龍:《平播全書》卷四《獻俘疏》、卷五《敘功疏》,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25~126、150頁。

[7]李飛:《宴會、戲臺與影堂:墓葬中的生死》,《當代貴州》2017年第46期。

[8](明)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叢書集成初編·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及其他二種)》,中華書局,1985年,第10、64、74、90頁。

[9](明)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叢書集成初編·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及其他二種)》,中華書局,1985年,第65頁。

[10](清)顧彩著,高潤身等注釋:《容美紀游注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45、59、78頁。

[11](宋)朱熹:《家禮》卷一《通禮》,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5、876頁。

[12](正德)《明會典》卷八八《禮部四十七·祭祀九》“品官家廟”與“祠堂制度”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24頁。

[13](宋)朱熹:《家禮》卷一《通禮》,第917頁。李飛:《夷夏之間:播州楊氏羈縻·土司墓葬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27~129頁。

[14]《忠烈廟碑》載(元)程鉅夫:《雪樓集》卷一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22頁。

《楊粲墓志銘》參見譚用中:《楊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貴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楊氏墓志銘文參見李飛:《夷夏之間:播州楊氏羈縻·土司墓葬研究》附錄一“播州楊氏出土與傳世文獻選錄”,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348~350頁。

[15]關于楊氏的祖源,出土的《楊粲墓志銘》因殘缺不全,未見楊端自太原入播的明確信息,但有“蜀無壅塞之患,而六詔絕烽煙之警,求其……秦潞二王為節度使。思權死,弟思勉得旨出家”的零星記載。其中,“秦潞二王”,為唐明宗之子李從珂(潞王,曾為鳳翔節度使)、從榮(秦王,曾為河東節度使);“思權”即楊思權(875~943),邠州新平(今陜西彬縣)人,先后事秦潞二王,曾任“邠寧節度使”。此楊與播州楊氏的關聯不明。至《楊文神道碑》(當撰于楊文下葬的1267年前后)則稱“宣宗末年,大理舉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亂,天日離隔,楊氏世守其土”。首次敘及楊端入播,但未言明祖籍何地。元大德六年(1303)《楊文神道碑》記:“楊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贈太師諱端者,宦游會稽,后客長安。適南詔 播州,大為邊患。有旨募能安疆場者,太師慨然自效,遂命為將,以復播州。威暢恩融,夷夏畏服。因領其郡,是為播州楊氏始祖。”第一次明確楊端祖上為太原人,楊端自己則先宦游會稽,后客居長安,再領兵入播,而成播州楊氏始祖,這成為后世祖源敘事的范本。(《楊文神道碑》志文參見李飛:《家事與國事:關于貴州遵義出土〈楊文神道碑〉的幾個問題》,《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此后元人袁桷(1266~1327)所撰《楊漢英神道碑》稱“乾符鼎移,五季嗣興。維并楊氏,太師肇初。往理其疆,以黜以助”,延續了《楊文神道碑》楊端乾符入播的敘事﹝載(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8~351頁﹞。元至正六年(1346)《玉皇觀碑》記“播自唐乾符間,太師楊端肇基此土”。明初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六五《楊賽因不花傳》記楊漢英(楊賽因不花)“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詔陷播州。有楊端者,以應募起,竟復播州,遂使領之”。楊氏祖源寫入官方正史,遂成定論。宋濂還專為楊氏撰寫的《楊氏家傳》稱:“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旺族。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與《楊文神道碑》的記載無甚出入。至明萬歷時,楊氏因此華夏身份而拒絕與水西安氏(彝族)通婚,《平播全書》卷十四《書札·楊監軍》記:“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為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為玀鬼,恥與之同盟也。”足見祖源記憶對土司的影響。第13世楊粲既“封太師公為始祖”,雖其墓志銘因文字缺損而敘事不清,但可肯定楊氏祖源敘事的范本此時已定,楊氏后人與時人不過延續其說而已。楊氏為土著之說,參見譚其驤《播州楊??肌?,原文發表于《史地雜志》第1卷第4期,1941年;加后記再刊于《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

[16]貴州省博物館:《遵義高坪“播州土司”楊文等四座墓葬發掘記》,《文物》1974年第1期。

[17]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中華書局,2009年,第77~94頁。

[18]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79頁。

[19](清)鄭珍、莫友芝編纂:《遵義府志》卷二《建置》、卷三一《土官》,巴蜀書社,2013年,第30、603~610頁。

[20]馮爾康:《中國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55~57頁。

[21](明)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叢書集成初編·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及其他二種)》,中華書局,1985年,第94頁。

[22]孫偉杰:《“籍系星宿,命在天曹”:道教星辰司命信仰研究》,《湖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2卷第1期。

[23](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一一《志第一·天文上》,中華書局,1974年,第293頁。

[24](明)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叢書集成初編·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及其他二種)》,中華書局,1985年,第79頁。

[25]龔蔭:《中國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146頁。

[26](明)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叢書集成初編·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及其他二種)》,中華書局,1985年,第9頁。

[27](明)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叢書集成初編·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及其他二種)》,中華書局,1985年,第11頁。

本文原刊于《西南文物考古》第一輯

文稿: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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