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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奉節縣白帝城遺址南宋兵器埋藏坑的發現及相關問題
發布人:  2024-04-02

白帝城是宋元(蒙)戰爭山城攻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遺址坐落在“眾水匯涪萬,瞿塘爭一門”的重慶市奉節縣夔門西口(圖一),控扼三峽水道咽喉,在宋元戰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被譽為宋軍山城攻防體系川中“八柱”之一。淳祐二年(1242年),白帝城由夔州守將趙武重修[1],歷經寶祐四年(1256年)夔州都統韓宣[2]、咸淳三年(1267年)夔州路安撫使徐宗武[3]等的建設,至元十五年(1278年)降元城毀[4]。

 

圖片

圖一  白帝城遺址位置示意圖[底圖由重慶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制,審圖號:渝 S(2021)065 號]

 

2017年2—9月,由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今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奉節縣文物保護管理中心組成的白帝城遺址考古隊對位于白帝城核心區的子陽城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揭露了一批南宋時期的城防遺存[5]。本次發掘發現了城墻、城門、墩臺及其附屬的房址、排水溝等城防設施,還發現了1座兵器埋藏坑。本文將介紹兵器埋藏坑(編號2017FBZH1,以下簡稱H1)情況,重點探討出土南宋兵器的分類、使用方法以及白帝城遺址火器鐵火炮在兵器史上的意義。

 

一、H1 出土兵器遺存及其年代

H1位于白帝城西北制高點樊家臺臺城東南部(圖二),疊壓于該發掘區⑥層下,平面近長方形。建造時應先在基巖上開鑿豎穴坑壙,壙內用加工規整的石塊錯縫疊砌坑壁,石塊之間以白灰勾縫粘結,坑底為山體基巖,底面不規整(圖三)??幽媳遍L2.72~2.76、東西寬2.4、殘深0.3~0.95米??觾榷逊e分為上、下兩層,上層主要為黃色碎石塊,包含少量灰黃色黏土和白灰渣,部分石塊表面清晰留存有白灰黏合痕,石塊堆積分布密集而平實,應為人為填埋形成;下層堆積為青灰色淤泥,含沙率較高,結構疏松,包含有少量石塊、炭粒、白灰渣等。出土生活用品瓷碗、瓷罐各1件,建筑材料鐵鑷頭釘3件,兵器89件,包括銅弩機1件、鐵矛2件、鐵構件1件、鐵鏃69件、鐵火炮16件(圖四、圖五)。根據H1的堆積情況,基本可以確定H1最初應為城內一處蓄水池,在拋置入兵器遺存后被人為有意識地填塞一層石塊進行掩埋,遂成為一兵器埋藏坑。

 

圖片

圖二  樊家臺遺址 H1 位置示意圖

 

 

圖三  H1(西→東)(采自《江漢考古》2018 年增刊,第 83 頁)

 

 

圖四  H1 第 2 層堆積平、剖視圖(底圖采自《江漢考古》2018 年增刊,第 83 頁)

 

 

圖五  H1 出土部分器物組合

 

白帝城于1278年初降元,三月城毀廢棄。H1內出土的白釉蓮瓣紋瓷碗為景德鎮窯宋末元初產品;出土的鐵鏃與奉節瞿塘關遺址[6]、合川釣魚城[7]出土同類器相同,屬宋末元初時期。

為進一步確定H1的廢棄年代,選取坑內木炭樣本4份、動物骨骼樣本1份,于2017年12月送到美國佛羅里達貝塔(BETA)分析實驗室進行碳十四測年。H1出土動物骨骼的常規碳十四年代為850±30B.P.,校正后日歷年齡為1052—1260年(95.4%);出土木炭的常規碳十四年代為800±30B.P.,校正后日歷年齡為1184—1275年(95.4%)。

綜上可知,碳十四校正后年代下限與考古學年代判斷基本接近,廢棄年代在宋元之交,應為1278年及之前。

 

二、兵器遺存的分類與功能

H1內出土兵器遺存89件,包括銅制品1件,鐵制品88件。根據兵器的性能特點,可分為冷、熱兵器兩類。

(一)冷兵器

共73件。數量居多,占比82%。其中銅弩機1件、鐵矛2件、鐵兵器構件1件、鐵鏃69件??煞譃槭殖直骱瓦h射兵器兩類。

1. 手持兵器

鐵矛 2件。均鍛造而成。形態相似,刺呈柳葉形,尖鋒,弧刃,長骹圓銎。

H1②∶74,截面近四棱形,高脊。通長27厘米(圖六∶1)。H1②∶83,鋒頂部略殘,截面近菱形,低脊。通長22.6厘米(圖六∶2)。

 

 

圖六  H1 出土冷兵器

1、2. 鐵矛(H1 ②∶ 74、H1 ②∶ 83) 3.Aa 型鐵鏃(H1 ②∶ 13) 4.Ab型鐵鏃(H1 ②∶ 76) 5、6.B 型鐵鏃(H1 ②∶ 37、H1 ②∶ 47) 7. 銅弩機(H1 ②∶ 30) 8. 鐵兵器構件(H1 ②∶ 5)

(1、3~6資料現存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7、8分別采自《江漢考古》2018 年增刊,第 90、88、90 頁)

2. 遠射兵器

包括銅弩機、鐵鏃及鐵兵器構件。

銅弩機 1件。H1②∶30,應為銅、木復合兵器。僅存銅質郭頂構件和望山,不可復原。郭頂構件長11、寬3.3~3.6、厚0.7厘米,望山長14.9、上端最寬處3.2、下端直徑0.9~1.2厘米(圖六∶7)。從尺寸分析,應為小型手持弩機。

鐵兵器構件 1件。H1②∶5,鍛造而成。長條形,一端截面呈長方形,一端呈圓形。兩端各有圓孔,單面鉆孔,且上端圓孔插有鐵釘。長17.6厘米,上端寬2.1、厚0.9~1.6厘米,下端直徑1.6厘米(圖六∶8)。從形態和尺寸分析,該構件應是某鐵、木復合兵器的部件,原兵器可能為一大型弓弩。

鐵鏃 69件。根據整體形制分為兩型。

A型 39件。扁平頭形鏃。鏃身近亞腰形,鏃尖似扁平鑿狀,鏃尖端開刃,骹部較短,鋌部呈細長圓錐形。均銹蝕。根據鏃身長短可分為兩個亞型。

Aa型 20件。鏃身長約9.5~11厘米,均身長于鋌。此類鏃整體尺寸較長,一般通長約13.3~18.6厘米,應為大型弩機發射的鏃。標本H1②∶13,刃部略殘。鋌部微彎曲。通體長18.6厘米,鏃身長9.9、刃寬1.6厘米,鋌長8.7、最大徑0.7厘米(圖六∶3)。

Ab型 19件。鏃身長約5~7厘米,通長多在7~12厘米之間,個別14.2厘米,應為小型弓弩發射的箭鏃。標本H1②∶76,刃部略殘缺。

鋌部殘留木痕。通體長9.6厘米,鏃身長5.7、刃寬1.4厘米,鋌長3.9、最大徑0.8厘米(圖六∶4)。

A型鏃在重慶境內僅發現于白帝城[8]、釣魚城[9]、龍崖城[10]等宋元時期山城遺址,更早或稍晚的遺址中均未見。同類型鐵鏃在東北地區遼金時期遺址中有大量發現,見諸報道的有吉林德惠市迎新遺址(圖七∶2、3)[11]、德惠市城崗子古城遺址(圖七∶4)[12]、白城市金家金代遺址[13]、敦化市敖東城遺址(圖七∶1)[14],黑龍江哈爾濱市阿城區金上京[15]等遺址。根據鏃體形態,其應為《武經總要》所載的“大、小鑿頭箭”[16]或“寸金鑿子箭”所用鏃,其功能在《翠微先生北征錄》中有詳細記載:“箭鏃五:石蓮頭,鑿子頭,喬麥棱,寸金鑿子,破甲錐。已上惟寸金鑿子、破甲錐易入甲,最妙。”又載:“要之,鏃用石蓮頭、喬麥棱,則光滑而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錐、寸金鑿子,則鑿上有鋒而易入竅隙。”[17]因此,此類鐵鏃應為重箭,屬穿甲兵器,Aa型用大型弓弩發射,Ab型用小型弓弩發射。

 

 

圖七  東北地區遼金遺址出土鐵鏃

1、2.Aa 型鐵鏃(敦化市敖東城遺址 02DAF3 ∶ 13、德惠市迎新遺址Ⅰ H1 ∶ 2) 

3、4.Ab 型鐵鏃(德惠市迎新遺址Ⅲ H1 ∶ 6、德惠市城崗子古城 T29 擴②∶ 6)

(1 采自《考古》2006 年第 9 期,第 48 頁;2、3 采自《北方文物》2009 年第 4 期,第 44 頁;4 采自《北方文物》2000 年第 3 期,第 28 頁)

 

B型 30件。柳葉形鏃。鏃身長約6~9、通長8~18厘米之間。鏃身呈細長柳葉形,少量鏃身略寬扁,截面呈菱形。鏃尖較尖銳,中部起脊,兩側有刃,骹部較短,鋌部呈細長錐形。均銹蝕。標本H1②∶37,鋌截面近橢圓形。通體長17.3厘米,鏃身長8.8、最寬1.4厘米,鋌長8.5、最大徑0.7~0.8厘米(圖六∶5)。標本H1②∶47,鏃身略寬扁,鋌截面呈圓形。通體長13.7厘米,鏃身長7.5、最寬2.2厘米,鋌長6.2、最大徑0.8厘米(圖六∶6)。

B型鐵鏃在白帝城[18]、釣魚城[19]有大量發現,從尺寸看,也應為重箭,屬大型弓弩發射兵器。

 

(二)熱兵器

鐵火炮 16件。占比18%。通體銹蝕。均模制,分上、下兩部分合范鑄成,腹中部有合范痕,中空。重約2~3千克不等。對其中3件的填充物做了檢測分析,未發現火藥殘留。根據整體形態差異,可分為三型。

A型 6件。近橄欖形。頂端有外凸圓臺狀填藥口,高頸,溜肩,鼓腹,圜底。標本H1②∶1,底部有一圓形淺餅狀凸起。填藥口內徑1.2、高1.4厘米,最大腹徑11.6厘米,通高13厘米(圖八∶1)。

 

 

圖八  H1 出土鐵火炮

1.A 型(H1 ②∶ 1) 2.B 型(H1 ②∶ 28) 3.C 型(H1 ②∶ 20)

B型 7件。荔枝形。頂端有外凸淺圓餅狀填藥口,直口,矮頸,溜肩,圓鼓腹,圜底。標本H1②∶28,內部填充物呈液體狀,應為內部積水所致。填藥口內徑1.6、高1.2厘米,最大腹徑12.4厘米,通高13厘米(圖八∶2)。

C型 3件。球形。頂端無外凸填藥口或接近消失,多為一圓孔,圓肩,圓鼓腹,圜底。標本H1②∶20,底部有一圓形凸起。填藥口內徑1.8、高0.4厘米,最大腹徑11.8厘米,通高12.2厘米(圖八∶3)。

從形制結構看,以上三型鐵火炮均由盛放火藥的鐵罐彈體和安置火藥引信的填藥口兩部分組成,鐵火炮需借助藥線引燃、爆炸后產生的沖擊波造成殺傷。這類火器最早源頭可追溯至10—11世紀的北宋時期,最初將糊狀火藥用麻布、紙和繩捆成球狀體,用拋石機投射出去,稱為“火砲”“火球”[20],《武經總要》中還記載了火砲火藥方和發射火砲的砲車[21]。12世紀以來,南宋首先掌握了高硝粒狀火藥和火藥線技術,盛放火藥的容器由軟殼改為硬殼,最初的硬殼為陶罐,內置毒藥、石灰、鐵蒺藜等,名曰“灰砲”[22],后在金人的仿制下,彈體由陶罐易為鐵罐,即為“鐵火炮”[23]。12—13世紀,火炮大量應用于戰爭,依次見于宋與金、蒙古與金、宋與元、元與日本之間的戰事。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宋、金陳家島海戰時,宋軍即使用火炮,《金史·鄭家傳》記載:“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宋水軍)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脫,赴水死。”[24]開禧二年(1206年)十一月,金兵圍攻襄陽城,宋守將趙淳、趙萬年指揮城內守軍御敵,金左副元帥完顏匡率五十萬兵分三路撲來,趙淳死守90天,大戰12次,宋軍“用霹靂砲打出城外。虜人驚惶失措,人馬奔潰”[25]。這里的霹靂砲也是一種火砲,是用投石機發出或可手擲的武器。王兆春認為宋軍在襄陽保衛戰中使用的霹靂炮,已從《武經總要》記載的燃燒性火器發展為爆炸性火器,其殺傷力也大為提高,并為鐵殼火球即鐵火炮的創制提供了經驗[26]。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軍攻打宋蘄州城時也使用了威力較大的鐵火炮,《辛巳泣蘄錄》載:“石砲之后,繼以鐵火砲,其形如匏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厚有二寸,震動城壁。”[27]金正大八年(1231年)九月,蒙古兵攻金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守將完顏訛可敗走,“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赍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閿鄉”[28]。金哀宗天興元年(即正大九年,1232年)三月,蒙古大將速不臺率大軍圍攻金南京開封[29],“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蒙古兵“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30]。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軍攻打宋沙洋、陽邏堡時也使用了火炮,《元史·張榮傳》載:“(至元)十一年,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丞相伯顏命率砲手軍攻其北面,火砲焚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賜以良馬、金鞍、金段。又以火砲攻陽邏堡,破之。”[31]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十八年(1281年),元軍兩次東征日本,均使用火器鐵火炮同日軍作戰,《新元史·日本傳》載:“(至元十一年)八月,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邱、左副元帥劉復亨抵高麗,高麗以都督使金方慶等將三翼軍,共八千人,與忽敦等由合浦攻對馬島。……日本人大震,征其藩屬兵十萬二千余人赴援。忽敦等與日本戰于博多,諸將憑高鳴鼓,指揮兵士,進退應鼓聲。敵有陷陣者,則圍而擊之。又發鐵炮,殲敵兵無算。日本人敗走,忽敦等進至今津,佐屬與日本將菊池康成等戰于赤坂,又與少貳覺惠戰于百道原,均敗之。”“(至元十八年)五月,忻都、洪茶邱及金方慶、樸球、金周鼎等以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戰船九百艘,發合浦。丙辰,攻日本對馬島及壹岐島,殺島民三百余人。島民匿山中者,軍士聞兒啼,輒尋而殺之。日本將少貳資時,龍造寺李時等率兵數萬,與諸將戰于壹岐島之瀨浦。大國發火砲,日本人敗走,殺其將少貳資時。”[32]14世紀的《八幡愚童訓》追記了第一次元軍登陸部隊同日軍作戰時的場景,“指揮將領站在高處,根據需要用手鼓作信號指揮各部。但是一旦蒙古兵逃走時,就會發出鐵火砲飛向我軍。它使我方暈頭轉向,陷于混亂之中。我軍士兵被霹靂般的爆炸嚇得不知所措,眼睛被擊瞎,耳朵被震聾,無法分辨東西方向”[33]。

綜合上述史料,鐵火炮應屬于爆炸性火器,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已將這一類兵器稱為炸彈和手榴彈[34],使用方式主要為徒手投擲和拋石機拋射兩種。結合樊家臺H1發現鐵火炮的形態和重量,A型火炮幾何中心與重心偏離嚴重,不利于遠距離定點拋射,應以近距離投擲為主,B、C型火炮幾何中心與重心基本重合,應以拋射為主。

 

三、白帝城遺址兵器遺存的意義

鐵火炮是我國初級火器創制和使用階段的重要代表,宋元戰爭時期曾廣泛應用于城池攻防戰,宋軍更是將“火炮,灰炮,土炮,石彈”[35]等36件器具列入山寨防務之列。就考古發現而言,目前在重慶地區的合川釣魚城、奉節白帝城、萬州天生城三處山城遺址中均發現有鐵火炮實物。其中,合川釣魚城多為鐵火炮爆炸后的彈片,僅范家堰衙署區和園林區出土2件炸裂器可復原[36];天生城發現2件完整器;白帝城共發現19件,其中完整器17件、炸裂器2件[37]。從這三座城址出土鐵火炮的形態來看,白帝城子陽城區域和天生城山頂環城發現的鐵火炮形制接近,且多為完整器,應為宋軍使用的鐵火炮;而合川釣魚城范家堰衙署區、園林區及白帝城下關城廟坪區域出土的鐵火炮均為炸裂器,且形態上與目前確認的宋軍鐵火炮形制略有差異,推測其可能為元軍攻城時所用的鐵火炮。白帝城發現的鐵火炮集中位于城址制高點子陽城樊家臺、皇殿臺,屬城址陸路防御的重要節點、宋元雙方交戰的前哨陣地,表明火炮已成為城防的必備武器,印證了《翠微先生北征錄》中對山寨布防的記載。在白帝城發現的南宋兵器埋藏坑形成時間較短,與鐵火炮共存的還有同時期的鐵鏃、鐵矛、銅弩機類冷兵器遺存,這一發現有力證實了宋元戰爭時期是冷熱兵器共存使用的重要階段。兵器埋藏坑集中出土鐵火炮16件,是目前我國考古所見保存最為完整、形制多樣的鐵火炮實物,是研究我國初級火器制造、使用和功能的重要樣本。

 

 

注釋:(上下滑動查看)

[1]淳祐二年(1242年)“辛酉,進知夔州趙武官二秩,將佐王信等各轉一資。酬夔城版筑之勞也”。參見汪圣鐸點校:《宋史全文》卷三三《宋理宗》,第2751頁,中華書局, 2016年。

[2]“越寶祐丙辰(1256年),帥守韓宣既城夔,訖事靖。……起五月丙辰,訖八月甲申。而城以成。西南近江城于江滸,則賊舟楫不能越。東北近山城于山巖,則賊矢石不能加。” 參見〔明〕吳守忠撰:《三峽通志》卷五《復夔州》,《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48冊《史部·政書類》,第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丙子,樞密院言:‘知夔州、夔路安撫徐宗武創立臥龍山堡囿,詔宗武帶行遙郡團練使,以旌其勞。’”參見《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紀》,第897頁,中華書局,1977年。

[4]a.“蜀境已定,獨夔堅守不下。朝廷命荊湖都元帥達海,由巫峽進兵取夔州,而西川劉僉院,挾夔守將親屬往招之。文安乃遣元帥王師能,將舟師與俱,張起巖竟以城降。”參見《元史》卷一六一《楊大淵傳》,第3785頁,中華書局,1976年;

b.“(至元十五年三月)丁酉,命塔海毀夔府城壁。”參見《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紀》,第199頁。

[5]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奉節縣文物管理所:《重慶奉節白帝城遺址2017年度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8年增刊。

[6]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節瞿塘關遺址發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9卷)》,第211、214頁,科學出版社,2006年。

[7]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一字城遺址發掘簡報》,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釣魚城古戰場遺址博物館編著:《釣魚城遺址考古報告集》,第123、145、149、162頁,科學出版社,2021年。

[8]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奉節白帝城城址2014年度發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重慶三峽后續工作考古報告集》第3輯,第53頁,科學出版社,2022年。

[9]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一字城遺址發掘簡報》,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釣魚城古戰場遺址博物館編著:《釣魚城遺址考古報告集》,第123、145、162頁。

[10]資料現存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惠市文物管理所:《吉林省德惠市迎新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北方文物》2009年第4期。

[1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德惠市城崗子金代古城發掘簡報》,《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1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白城市金家金代遺址的發掘》,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邊疆考古研究》第12輯,第63~86頁,科學出版社,2012年。

[14]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敦化市敖東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6年第9期。

[15]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爾濱市阿城區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門址發掘簡報》,《考古》2019年第5期。

[16]〔宋〕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三《器圖》,《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第677、678頁,解放軍出版社、遼沈書社,1988年。

[17]〔宋〕華岳著,劉樂賢整理:《翠微先生北征錄》,第68、69頁,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誠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18]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奉節白帝城城址2014年度發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重慶三峽后續工作考古報告集》第3輯,第54頁。

[19]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一字城遺址發掘簡報》,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釣魚城古戰場遺址博物館編著:《釣魚城遺址考古報告集》,第123、149、162頁。

[20]潘吉星著:《中國火藥史(插圖珍藏版)》,第297頁,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

[21]〔宋〕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二《守城》,《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第591~592、622~623頁。

[22]〔宋〕陸游撰:《老學庵筆記》卷一,第2頁,中華書局,1979年。

[23]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軍在攻打南宋蘄州城時首次使用了鐵火炮,時任蘄州司理參軍、權通判事趙與 詳細記錄了金兵圍攻蘄州戰事始末,事后至朝廷泣訴:“虜賊已見外援不至,觀我守御之人單弱,日添砲架數座攻打,羽箭如蝟。惟攻西北團樓最急,石砲之后,繼以鐵火砲,其形如匏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厚有二寸,震動城壁。”參見趙與 撰,李國強整理:《辛巳泣蘄錄》,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七編,第二冊,第146頁,大象出版社,2016年。

[24]《金史》卷六五《始祖以下諸子傳》,第1553~1554頁,中華書局,1975年。

[25]〔宋〕趙萬年撰,張劍光、周紹華整理:《襄陽守城錄》,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六編,第九冊,第189~200頁,大象出版社,2013年。

[26]王兆春著:《中國火器通史》,第4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

[27]趙與 撰,李國強整理:《辛巳泣蘄錄》,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七編,第二冊,第116~146頁。

[28]《金史》卷一一一《完顏訛可傳》,第2446頁。

[29]a.“壬辰夏,睿宗還駐官山,留速不臺統諸道兵圍汴。”參見《元史》卷一二一《速不臺傳》,第2977頁;

b.“(天興元年三月)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門撫西面將士。”參見《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紀》,第386頁;

c.“(正大九年三月)大兵北行,留速不攻城。”參見《金史》卷一一三《赤盞合喜傳》,第2494~2496頁。

[30]《金史》卷一一三《赤盞合喜傳》,第2496~2497頁。

[31]《元史》卷一五一《張榮傳》,第3582頁。

[32]柯劭忞著:《新元史》卷二五〇《外國二·日本》,第960頁,中國書店,1988年。

[33]轉引自[英]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五《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七分冊《軍事技術:火藥的史詩》,第144頁,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4][英]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五《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七分冊《軍事技術:火藥的史詩》,第131~156頁。

[35]《翠微先生北征錄》卷四《治安藥石》邊防要務三《山水寨》載:“山寨器具:聚轎,透筒,就儲,曲架,遠汲,走水,種水,合槽,糧船,斜車,浮木,溜腳,圓木,火炮,灰炮,土炮,石彈,蹋腳城,輪箭車,虛橋,□毒,土乳頭,綿幕,瞥腳水,螳螂拒馬,蜻蜓車,掛車,油幕,引車,埋水,方木,土員,頂板,撲燈蛾,布遮箭,綿簾。已上三十六件系山寨器具。”參見〔宋〕華岳著,劉樂賢整理:《翠微先生北征錄》,第41頁。

[36]a.Dongshan Yuan, Limin Hu,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pherical Bombs (Huolei)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unearthed in Chongqing,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3:1 (2019);

b.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范家堰遺址發掘簡報》,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釣魚城古戰場遺址博物館編著:《釣魚城遺址考古報告集》,第298頁。

[37]資料現存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原刊于四川文物 2024 年第 1 期

文稿:孫治剛  鄒后曦  李大地  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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